成龙:还没长大就老了

    |     2016年6月24日   |   名人故事   |     0 条评论   |    809

成龙出生在维多利亚山顶的富人公馆里,不过他的家却隐藏在狭窄而简陋的小偏房。从一开始他就身处两个世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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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章 序-普通,不普通

  我是武行出身,这辈子都敬重有学问的人。对我来讲,写书是值得敬畏的事,不会轻易去触碰。2012年,我的朋友朱墨提出一个想法,她希望站在旁观者的角度,记录下我几十年来经历过的故事,不用传记式写法,而是客观还原人生,故事里的我都是真实的样子。我答应试一试。
  《庄子》里有一句话:“人生天地之间,若白驹之过隙,忽然而已。”想起很多年前,在某个国家的机场,一位老先生经过我身边,说,成龙你可以帮我签个名吗?当时我正被一群人簇拥着,脚步匆匆,转头对他说,下次吧。他在我身后一笑,下次?这一辈子我可能都见不到你了。我脚步继续走着,脑袋里却一直记着他这句话,已经进了登机门,又从里面走出来:“老先生,您回来,我帮您签名。”
  世界说大不大,说小不小,人与人之间的缘分总是奇妙。这本书从收集资料到真正出版,前后经历了3年。这中间我的人生也经历了一些起伏,如今回看,或许现在是个合适的时间点,跟你们分享一些往事。我想,通过这些小故事,读者可以了解一个更真实的我。
  很多年前,我和成家班有一句话:“we don\”t ask why, we just do or die.”这是我们的信条。这次出书,很多朋友写了一句话送我,满是溢美之词。很感谢大家的抬爱。
  其实,我是一个普通人,只是敢做一些不普通的事而已。

第2章 序-缘起

  2012年,从戛纳回京的飞机上,我写了一篇文章,后来发在微博上,引起了一些反响。有些记者跟我说,这样一篇文章,抵过10篇宣传稿。那篇文章的名字叫《大哥》。
  第一次见大哥,是2006年。
  那时刚到公司上班没多久,正逢《宝贝计划》宣传,我负责写稿。发布会上看到他被一群人簇拥着来去,只觉是个大明星。
  再次见到大哥,已是2008年。
  那时我们开始做《功夫之王》。有一次去跟他的杂志拍摄,是《bazaar》封面。那天杂志帮他找了很多正装,难免跟他平时着装风格有差距,听到他在隔间里一面换衣服,一面大声对苏芒姐说:“苏芒啊,我平时从来不穿这样的衣服,这次要不是为了你,我才不要穿。”苏芒姐在外面朝我用唇语说了一声“yes”。
  整个拍摄过程,大哥都充满活力,不拘小节。拍摄结束后主动招呼所有人一起拍大合照。那次,就听到他说即将筹备的一部新片,里面会有从直升机上跳下来的镜头,现在想来,应该就是《十二生肖》吧。
  《功夫之王》是我第一次参与国际制作的宣传工作,需要跟国内外的很多方面打交道。记得电影要在4月18日上映,我从那年开春开始咳嗽,一直咳到电影上映后才好,可见当时工作压力之大。
  这部片首映礼选在北京朝阳公园举办,公司斥巨资从迪拜运来巨大的球形帐篷,在公园草坪上平地拔起,空中有直升机拍摄,颇有气势。首映礼上,老板挂着跟我们一样的工作证忙前忙后,大哥见他这样亲力亲为,说:“中磊,你是公司老板,怎么还要管这么多细节?”老板只是笑笑:“我也希望有一天自己可以不用再盯这些,但现在还不行。”
  如今几年过去,公司的专业程度已经有口皆碑,老板也早已不再需要关心诸多执行细节,但这次对话我却一直记到今天。因为,我们就是这样一路走来,一路成长。
  《十二生肖》拍摄期间,有同事去到剧组探班,回来之后跟我说,大哥的剧组一切都井井有条,现场完全没有任何混乱或嘈杂,所有地方都是干干净净没有垃圾,所有工种的工作都是按部就班,你能亲身感受到一个大制作的气势。现场一切都在一股强大的力量掌控之下。
  跑题了。这次提笔,只是想写写这次在戛纳见到的大哥,那些新闻里看不到的幕后细节。
  5月19日下午,我们帮国内媒体安排了一些访问,把主创分成两组,需要两个独立空间完成访问。公关公司帮忙安排了一个房间,但是比较小,只能勉强满足要求。大哥按照时间14:00准时下楼,看到房间里的情况,当机立断带记者到他自己的房间做访问,并且三下五除二在阳台上亲自布好五把椅子,四把给自己和三位女演员,一把放在对面给记者坐。
  第一家媒体访问结束,大哥走过来跟我们说,你们要提醒媒体,问题不能只问我,一定要照顾其他演员,不能因为她们是新人就忽略。
  几轮访问过后,助手提醒是否需要吃些东西,我们才知道他整个上午都在做国际媒体访问,还没时间吃午饭。大哥说不用。刚巧这时来的记者只需图文专访,不需要录影,大哥马上招呼大家进到他的房间,阳台上海风很凉,他让三个女生坐在沙发上,给她们递来几个大大的靠枕,后面可以倚住腰,前面可以盖住腿御寒。助手把午餐拿来,是一份蔬菜汤和三明治,他边吃边跟记者聊,访问结束时刚好吃完。
  下一家媒体准备了录音笔,找不到合适的地方放,只好放在地上,只见大哥起身进屋,搬来一个小圆桌,帮记者把录音笔摆好坐下,整个过程不过十秒钟,记者先是恍惚,后来才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,不知该说什么,只对着大哥傻笑。
  《十二生肖》的三个女演员姚星彤、张蓝心、法国女孩laura都是新人,每个人性格不同,大哥在访问中个个都照顾到,连自己旁边的座位也是让大家轮换着坐,绝不厚此薄彼。
  我在旁边看着这些自然流露的细节,想起几年工作下来,见过种种不同风格的演员,谦逊有礼者有之,提携后辈者有之,却很少有人把所有好品质的光环集于一身。
  你不能说,因为他是在演艺圈几十年的前辈,他就理应这样。在镜头前做一些表面功夫很容易,把这些都融进生活的细节里很难。
  大哥对记者说,现在别人都用蓝布绿布去拍,但我要每一站都是实景,别人都是威亚或特技,但我要每一招都是真打不用替身,我们要拍火山,我们就去火山,我们要拍风洞,我们就去风洞。为了四个镜头,我们跑去瓦努阿图。每一场打戏,我们都足足拍摄一个半月,我们跟好莱坞在技术上差距太大,所以我们只能用这种笨办法来赢得胜利。
  那天,我们招待大家的场地是个带露台的宴会厅。晚宴开始,几个巨大的落地窗忘了拉上窗帘,许多国外影迷路过这里看到里面,都驻足停留不肯离开。外面的人越聚越多,大家大声呼喊“jackie chan”,大哥在里面听到,马上走到露台跟影迷打招呼握手,成群的外国女影迷声嘶力竭地大叫“jackie chan,i love you!”
  如此反复多次,我远远站在后面,看着这位华人巨星的背影,在影迷们的闪光灯光晕中,竟有一种超现实感。
  我想,所谓一个人的神话,大概不过如此。
  文章发出后的几天,大哥的工作人员袁姐把这篇文字拿给他看,看完他就派人打电话给我的公司,邀请我随他及团队一起前往缅甸和泰国做慈善,在这个过程中帮他写点东西(后来就有了那篇《世界永远不荒凉》)。
  大哥的邀请对我来说是个意外惊喜。当时我还在华谊兄弟工作,老板王中磊跟大哥是很好的朋友,对此欣然同意。这趟旅程让我开始真正地走近他们。大哥的工作方式很不一样,就像他所说的,团队里的人就是他的家人,几乎除了睡觉之外,他都跟大家泡在一起,讨论工作,吃东西,喝咖啡,聊天。他在世界各地都有朋友,去哪里都是一群人混在一起,过程中只要兴致来了,他就会讲一些故事,几十年来闯荡江湖的经历,传奇有之,惊险有之,爆笑有之,感动有之,听得我们目瞪口呆。加上他作为演员的职业习惯,很多时候大家是连听故事带看表演,简直是种超级享受。享受之余,我就想,这么多精彩的故事,应该写出来分享给大家啊。
  2013年初,我冒出想留学的念头。一方面连续工作7年,心力透支,急需充电;另一方面自己临近30岁,想过点不一样的生活,不如把出国念书当成送自己的一份礼物。
  春节后,大哥带着整个《十二生肖》剧组去东南亚度假,也邀请我一起参加。抵达新加坡的第一天,大哥把我叫到他旁边,递给我一个满是“龍”字的新年红包,里面是一沓美金。欣喜之余,我跟大哥说,想跟你商量两件事。
  “我想出国读书……”话音未落,大哥就说:“要不要我帮你写推荐信?”我简直受宠若惊。其实我就是想跟他商量,请他帮我写推荐信,没想到我都还没开口,他就主动提出来了。我又说:“我想把你的那些小故事写下来,如果有可能的话,把它做成一本书。”大哥说:“你可以试试看。”
  不到五分钟,两件事敲定。这就是大哥的工作效率,当然也要感谢他对我的信任。这之后的几个月,我一边学英文,准备雅思考试;一边把过去积累下来的故事素材整理出来,大哥在北京的时候,我就像跟屁虫一样追着他,听他讲故事,问他问题,随时记录。
  这就是这本书的缘起。

第3章 拿命搏

  《龙少爷》之后,我合作至今的编剧、老搭档邓景生开始从好莱坞电影中寻找灵感。最早给他启发的就是斯皮尔伯格的《夺宝奇兵》。他希望做一部充满枪战动作和特技打斗的电影,最终我们一起创作出了《海上剿匪记》。也是在那个时候,我开始尝试在编剧方面进行团队创作,就像今天好莱坞的工作方式一样。
  故事背景是20世纪初,一伙海盗摧毁了一支香港舰队,我饰演的水警队长马如龙只好转做陆警,但他一直设法寻找海盗们的线索,最终将他们一网打尽。这个剧本里面还有两个重要角色,一个是一本正经的警官,另一个是当地的无赖骗子,他们的加入为这个紧张的故事带来很多幽默元素。在我们讨论剧本的时候,就很清楚只有两个人能够胜任角色,他们就是我的大师兄洪金宝和师弟元彪。这不仅因为我们三个人都已经在片场摸爬滚打很久,擅长特技动作表演,更是因为我们非常熟悉对方,只要一个眼神,或者一个细微动作,就知道对方在想什么,这种无敌的默契会让动作戏的拍摄事半功倍。要知道,我们三个可是连洗澡都站在一个浴缸里面洗的那种交情。
  在这部戏中有一幕最重要的特技场景,展现的是我在经历过一连串街头追逐,终于爬上旗杆并且跳上一座钟楼的顶部之后,又从上面直直地掉了下来摔到地面。经过多番讨论,我们确定这个镜头没法用替代方式完成,你想要这个画面,就只能用真人来演。我当然要亲自上阵,没有疑问。
  动作组开始思考可以怎样在中间增加阻力,降低我下降的速度,让我不至于摔死。最后你们从成片中可以看到,挡在中间的只有两层布篷而已,而整个高度大概是15米。
  确定拍摄方案之后,元彪用犹豫的眼神看着我:“你确定这样可以吗?”我一副很有底气的样子:“没问题,咱们可以先试试看。”
  剧组先做了一个跟我同样重量的沙袋,从钟楼顶端把它扔了下去,在穿过两层布篷之后,沙袋落到地面瞬间破裂,沙粒飞得满地都是,我有点傻眼。不过我还是坚持:“一次试验不能说明什么,咱们把布篷再绷紧一些试试看。”这次的沙袋比较幸运,它完整地落在了地面。
  那时在香港拍电影,如果不是在棚里,而是实景拍摄的话,只要在街上一搭起布景,就会对周围的生活造成很大影响。刚好这次拍戏搭景的地方是个停车场,我拍戏又向来慢工出细活,布景一搭最少也要几个月,这下很多人的车子都不能正常停放了,每天都要把车停得很远再走过来,附近的交通被弄得很糟。还好大家都对我们很宽容,不会来抱怨什么,但这也导致所有人都会来现场围观看热闹。就在准备拍这段戏的时候,不知道是谁透出了消息,说我会从那个钟楼上跳下来,而且不用替身,自己跳。这下可好,每天那些写字楼的人、卖东西的人、过路的人,都跑来现场张望。尤其一到吃饭时间,每人手里都拿个碗跑来片场,一边吃一边抬头看,我就站在楼顶上慢悠悠地说一句“今天不跳”,大家就会很无趣地散掉。
  其实尽管已经做过试验,但是临近拍摄这场戏的时候,我心里还是越来越打鼓。每天都会往下看一看,在心里盘算,这么高的距离,底下接住我的就那么一小块布篷,摔得往前一点,头会断,摔得靠后一点,脚会断,到底应该怎么摔?每次给自己鼓个劲儿,心想咬咬牙就拍了,但一站到那个边缘,想到那个碎掉的沙袋,就会不自觉地往后退。
  第一次试拍,我爬上钟楼顶端,成家班的人慢慢把我扶出窗外,晃晃悠悠地挂在指针上。在摄影机开始旋转之前,我整个人的重量挂在那个金属指针上,手忽然感到非常痛,我大喊成家班,他们赶忙过来把我拉回了屋内。
  第二次试拍,我又是刚刚挂出去就让成家班把我拉了回来。刚好那天邹文怀跟何冠昌两个嘉禾的大老板来现场探班,他们上到楼顶,看到这么危险,简直是不要命,就过来拍拍我:“不跳就不跳吧,要不就用替身吧。”我说:“替身也是人,他们也会怕。放心吧,我可以。”
  这样一拖就是6天过去了,我每天都找不一样的借口逃避拍摄,今天是顶光不好,明天是蓝天不好,后天是黄昏不好……反正我是导演,每次我说什么,灯光组、摄影组那些人也都只能表示认同。那不拍干什么呢?就先吃饭吧。连续六天没拍一个镜头,整个剧组都在等。到了第7天,那天阳光很好,我又上到楼顶,心里正在纠结的时候,洪金宝从下面路过,看到我又站在上面犹豫,他就忍不了了,站在楼下大骂道:“你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?我每天都没地方停车,都要走路上来,你到底拍不拍?!”当时我被他一骂,那个感觉就来了,就说:“要不然这场你帮我做导演,你来帮我拍。”洪金宝说:“好,我来拍!”接着他一把抓过机器,跟现场的人们说:“准备!”
  那时候拍戏还是胶片,也没有现在这么长的胶片,一卷胶片很快就没了,很珍贵的。我必须先把自己甩出去,下面才能开机,不然底片就不够用了。我让成家班离开,不要扶我,不然每次都想跟他们求助,“不行不行放我回去”。这次我决定一个人在那里挂着,挂到自己没力为止。听到四部机器同时动起来,洪金宝大声问我:“准备好了吗?我们这里准备好了!就等你了!”我当时就觉得一阵热血涌上来,抓着指针,把自己甩出去,听到“rolling,action”,一直等到手没有力气又很痛,抓不住指针了,才慢慢松手滑下来,心里说“算了”,接着整个人自由落体……
  先撞到第一层布篷,布篷瞬间撕裂,接着是第二层,然后就是“咣当”摔到地面。我来不及做下意识的翻滚来缓解落地的冲击,直接摔在了地上。如果你们现在再去看一遍那个镜头,会发现我完全是等到抓不住指针之后才放弃,那个画面完全不是表演,它是真实的。
  这一次拍完,我的脖子在落地时重重地折了一下,但我没死。用冰敷了一会儿以后,我告诉大家,准备重拍。“什么?你神经病啊!”洪金宝和元彪都觉得我疯了。我告诉他们,刚刚这个镜头只用了4秒钟,冲击力还不够,我希望这个动作能在电影里用10秒钟的长度,从不同角度得以展示。他们懒得再说服我,于是开始安排重拍。
  第二次,一样的过程摔下来,掉到地上的一刹那,我的脑袋完全蒙了,毕竟是相隔不久的两次重创。我就是个神经病。元彪在那场戏里也是演员,他赶忙跑过来拉起我,小声在我耳边说:“快点站起来,快讲对白,不然就白摔了!”我听到他的声音,自己也不知道是怎样挣扎着起来,嘴里叽里咕噜说了几句话,就被元彪和其他演员拖走了,这个镜头终于完成。
  这部电影在发行的时候改名《a计划》,在当时获得了巨大成功,我跟两位师兄弟的勇敢尝试,为功夫片打开了新的创作方向。而对我来说,1983年的这部电影最特殊的地方在于它打造了我电影生涯最重要的标签——亲自表演极度危险的特技动作,不用替身。在那之后的几十年间,我的电影不断带给观众轻松有趣的观影体验,同时也带给他们绝对值回票价的高危刺激动作。

第4章 “死就死吧!”

  1980年,我第一次去好莱坞发展,拍摄的作品 《杀手壕》 票房失败。1985年,嘉禾已经在美国设立了分公司,他们再度建议我到美国试试看。这一次,他们希望顺应市场需求,把我打造成克林特·伊斯特伍德那样的“硬汉”。
  我心里却很反感这样的安排。我不觉得自己适合那种冷冷的杀手形象,也不喜欢那样的角色。在电影里做出一副“硬汉”的样子没问题,但那得是出于自卫或保护朋友。可是那时候事情由不得我,我在公司的安排下接演了《威龙猛探》。在这里面我跟美国演员丹尼·埃利洛饰演一对纽约的刑警拍档,奉命前往香港追捕一名国际贩毒头子,毒枭为了脱身,劫持了昔日的贩毒伙伴的女儿为人质跟警方对抗。这个剧本里涵盖了过去好莱坞动作片的很多套路,脏话、裸露、暴力动作,我并不认同那个导演的电影风格和拍摄方式,这次合作也不愉快。最终,这部电影再度失败。
  我很不开心。回到香港,我马上找到搭档邓景生,希望用我自己的方式去拍摄一部关于警察的电影,也是要拍给那部美国片的导演看。在动作方面我已经有了想法,我希望这部电影里我的动作跟大量的玻璃结合起来,后来我的想法在电影里得到了很好的贯彻,而这部片也被我的特技同行们称作“玻璃故事”。在这部电影里有很多非常危险的特技镜头。其中有一段讲的是我饰演的警察陈家驹,在某个购物大楼里面经历一番激烈打斗,发现目标就在一楼大堂,而当时他身在几层楼高的地方,为了防止嫌犯跑掉,决定直接跳到一楼追捕目标。
  这个特技动作需要我从高空跳出,抓住大堂中间挂满圣诞彩灯的立柱滑向地面,穿过一道玻璃结构的隔离物,落在购物中心的大理石地板上。这次的起跳高度是大约30米。这个画面很多人都看过,但你们不了解当时情况有多恐怖。
  首先,我们必须要在晚上商场打烊之后才能进行拍摄,晚上的时间本来就有限,我当时又在同时拍摄另外一部戏,洪金宝导演的《龙的心》,第二天早班还要赶去那边。当天晚上拍完之后,第二天布景就要拆掉,并且在商场开门营业之前清理干净现场。这意味着我不仅没有再试一次的机会,连ng的机会也没有。要拍,就要一次成功。
  我们的准备工作就花费了大量时间,要先把人家商场里的大吊灯拆下来,换成吊着的三根铁柱,然后要在上面拉钢丝,每一根钢丝都不能焊死,只能用aa胶粘住,否则实拍的时候不可能拉断它们滑下来。粘好钢丝之后要挂糖胶玻璃碎渣、彩灯、电线,最后挂爆破装置。铁柱的下面要再铺600磅(1磅=0.4536千克)的糖胶玻璃,再下面是一个小木屋,里面大概装了一万颗糖果,我从上面跳下来,就靠它接住我。在他们准备的过程中,我在旁边等得睡着了。
  在刚拉了两三层钢丝的时候,他们叫醒我,在不太高的位置先试了一次,我跳下来发现钢丝刚断了两根就不断了,我的手原本是要紧握住中间的铁柱,但钢丝不断,手自然就握不住,整个人只好松手掉在地上。就在这个过程中,外面的天已经快要亮了,为了防止光透进来,剧组先是在玻璃屋顶上面喷了黑漆,结果忽然下雨了,没干的黑漆被雨水冲掉,剧组又马上找来黑布铺上。这根铁柱的主道具还没准备好,同时又不断有新的问题传来。
  灯光组过来跟我说,大哥,用剧组的干电池没办法把整个道具上面的彩灯打亮,我们只能用大厦的普通电源。我说那如果漏电了怎么办?我会被电死的。他们说,我们会有人在插座旁边看着,一旦出现漏电我们就把插座拔掉,把电断掉……道具过来跟我说,大哥,这些钢丝我们必须粘得结实一些,不然会更危险,所以你跳下来的时候一定要用力往下拽钢丝,这样才能顺利滑下来……好几部机器的摄影已经在现场stand by了很久,尤其在天花板那边还有一个,他已经抱着机器等了两三个小时,全身的衣服都湿透了,有汗滴下来,还被下面的工作人员抱怨,说上面怎么在滴水?!……
  当时我已经连续很多个早晚班拍戏,觉都不够睡,耳边不断传来这样的信息,这些问题都有隐患,都还没有解决,但都需要我做决定,时间慢慢来不及了,现场几百个人在等,我整个人已经从混乱变得蒙掉了。
  这部戏还有一个创举,或许到今天它依然是一个纪录,为了确保这个动作能够以不同速度和景别被记录下来,现场有15部机器同时拍摄。这就意味着现场会有15个摄影师,二三十个摄影助理,这到今天依然是非常奢侈的。其中有的是高速摄影,也就是说我只要浪费一点时间,不及时跳下去,底片就会用完。按照剧情,我起跳的地方并不是一个平台,它只是很普通的楼梯把手,不仅是圆的,而且是滑的,人只要一站上去,就要立刻跳下来,没有犹豫的时间。这个起跳点离下落的地方还有8尺远,相当于我要在一个6层楼高的点上做立定跳远,跳出去8尺,再从一个混合着钢丝、彩灯、糖胶玻璃、爆破装置的铁杆滑下去。而且,只能成功,不能失败。
  我望着下面几百个工作人员和临时演员,我的两位女主角张曼玉和林青霞,他们都在下面看着我,我跟自己说,你可以的!
  一个成家班的人上来说,大哥,准备好了。我跟他说,一会儿只要我在上面一晃头,这就是暗号,你们就开机。
  我终于站在了扶手上面,下意识地晃了一下肩膀,就听到下面十几部机器同时启动的声音!我想说其实我刚刚不是在晃头,但是已经来不及了。你能想象现场有几百号人,但那一刻却可以鸦雀无声,全场只听到机器吱吱咔咔转动的声音。我心里想,“死就死吧”,然后大喊一声就跳了出去,嘴里喊的是——“死吧!”
  我腾空而起。
  用双脚夹住铁柱,滑落的过程中灯泡闪烁爆裂,玻璃与火花一起飞溅。我先是感觉自己的手很烫,然后很痛,然后就已经麻了。整个过程伴随着我“啊……”的叫声,接着撞到600磅的糖胶玻璃,把它撞得粉碎,再摔到糖果小屋上。成功了。
  这个镜头还没有结束。
  我要用一镜到底来表现这个情节。从上面跳下来,紧接着抓到歹徒就打。落地之后,我马上起身,抓住成家班的一个武行就开始打,咚咚咚,咚咚咚,直打到那个人说,大哥,你不要再打了,我快要死了。我一松手,那个人就倒下了。我才发现自己当时已经失去理智,好像疯掉了一样。我这时候才转身对着大家,用力地嘶吼:“啊!!!”
  这时候我看见林青霞在哭,张曼玉在哭,我的经理人、茶水、化妆师、服装师那些女孩子们都在哭,我很帅气地甩了一句:“有什么好哭的!”
  说完转身到旁边,看到自己的手上全都是碎玻璃渣,皮都翻起来了。在现场简单地处理了一下,就已经到时间要接早班了,我上车让司机带我去洪金宝的片场继续拍《龙的心》,车一开动就睡着了。等到司机说“大哥,到了”,我醒过来,伸手开门,发现两只手不仅都是肿的,而且在发抖,完全没有力气,连车门都打不开。这时候我才意识到自己当时有多紧张,整个人从爆发到透支,已经虚脱了。这个动作带给我的是两只手的二度烧伤、满脸的血和满身的碎糖胶玻璃渣。
  现在回想起来,依然觉得很骄傲。我的很多特技动作都是一生只有一次的经历。
  庆幸的是,我都做到了。它们被永远地记录在了胶片上。

第5章 禁令

  小时候在戏剧学院,所有男孩都要剃掉头发,大家过了很多年小光头的日子。后来终于离开学校,一有机会我就把头发留长,好像是在故意跟过去对抗,或者是弥补曾经的遗憾。那时因为头发太长,被人叫作“飞仔”。到了台湾和韩国,还因为这个被警察询问,因为那里的年轻人都要服兵役,不能留长发,他们刚开始不知道我是香港人,就过来盘问我。
  我很喜欢吹头发,还特地去跟人家学怎么吹。当年自己是长头发,每次都随身带个风筒,很认真地吹,觉得很舒服。后来只要一到外地拍戏,戏里那些搭档们就都不带风筒,每次洗完头就来我房间,我就会帮大家把头发吹干。汪明荃、林青霞、徐枫、秦祥林、洪金宝……我都帮他们吹过头发。平时娇姐和祖名的头发也都是我来吹。
  第一次到好莱坞的时候,我曾经模仿20世纪30年代电影明星的发型,把长发剪短,虽然自己觉得很得意,但后来周围的朋友都说很难看,真是讨厌。等我决定回香港的时候,就又恢复了自己的长发造型,说是“造型”,其实就是不修边幅。
  直到1986年发生的一次严重意外,我被干爸爸何冠昌勒令再也不准把头发剪短。那是我拍了这么多年戏受伤最严重的一次。电影的片名叫《龙兄虎弟》。当时,关锦鹏是副导演,刘伟强是摄影师,陈可辛是助理制片。
  电影讲的是某伯爵希望把失散800年的“上帝武装”寻回,这五件宝物在《圣经》上被记载说可以用来对抗魔鬼。他寻得亚洲飞鹰jackie从非洲土人中夺得三件,而另外两件在一伙恐怖分子手上,因此而展开一系列救人和夺宝的故事。导演并主演这部片时我33岁,已经自己开创出比较成功的电影模式:全球取景、精彩动作、商业喜剧。
  我们是在南斯拉夫开镜,现在这个国家已经不存在了。这部戏的美术指导是奚仲文,他希望我尝试一个新造型,剪一个短头发,我觉得也没问题。对我来说,头发长短没什么所谓。当时的拍摄地条件很艰苦,也没什么专业的理发师,奚仲文就直接上手帮我剪。剪完对着镜子,我默默地说,真难看,跟狗啃的一样。刚好开机后没几天,我因为工作需要去日本出一次差,就顺便请日本当地的造型师帮我重新打理了一下。再回到片场,奚仲文觉得哪里不对劲,就又拿起剪刀给我修了修,总之这次在头发上折腾了蛮长时间,过去从没这样过。
  出事那天,我拍的那个镜头其实并不复杂,至少对我来说不复杂。大概就是后面有两个人追我,我需要跳到一棵树上去,这在我演过的那么多动作戏当中也就是个过场戏而已。拍了两遍之后,前期导演曾志伟就说不错,可以了,过了。可我回想了一下,不对,自己跳完之后落地时不够灵活,我希望再拍一遍。通常我说再拍一遍的时候,没人能阻止我,结果这一次就出事了。
  其实那棵树也不是很高,对我来说真的不高。结果一跳过去,树枝断了。我一瞬间就掉了下来,在往下掉的过程中,我凭直觉一直在抓树干和树枝,那些树枝就一路跟着断,我一直抓它们一直断,等快掉到地上的时候,我习惯性地用手去挡了一下,但头还是砸在一块石头上。后来想想,可见大家当时多忽略这些动作戏,包括我自己在内都很忽略。说跳就跳了,根本没研究应该找什么样的树,可以承托我的重量。
  落在地上的第一反应是腰很疼。当时我爸爸在片场,他过去几乎不来我工作现场的,也不知怎么就这次我出事被他当场看到。当时剧组的同事们就赶紧先把我爸爸推走,免得他受到太大刺激。我感觉周围一下围上了很多人,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,也许只是一小会儿,也许是很久,我忽然觉得自己没事了,要坐起来,大家赶紧按住我说不要动!我只好乖乖地听话,但就觉得整个人很热,摔下来之后头也很涨。后来大家就发现有很多血从耳朵喷出来,那真的是在喷血,但是我的外表又看不到伤,大家都被吓住了,怕我会死。
  那个时候是上午9点多,剧组要从山上把我搬到山下,再坐吉普车送去医院。我记得自己躺在车上,旁边一直有人在用力拍我,说不要睡啊不要睡啊jackie。我说你们不要打我了,我全身已经很痛了。到了一个小医院就马上先打针,大家都知道我很怕打针的,当时也没力气反抗了。打了很多针之后,我又被送到一家大点的医院,医生看过我的情况之后说,一定要马上脑开刀,不然很危险。我们这没有这么高的医疗水准,最好能找全世界最好的那个脑科医生来开刀,他是瑞士人。
  在这个过程中,我的耳朵还在流血。接着又觉得鼻子很痒,原来是血在倒灌,从鼻子流出来,喉咙也在咕噜咕噜地响。直到这时候我才开始害怕,想起有个形容人快没命的词是七窍流血,现在耳朵、鼻子都流血了,我不会是正在七窍流血吧?想到这就赶紧用手摸了摸眼睛,还故意找到手上一块白的肉去摸,还好眼睛没有流血……
  当时曾志伟在现场,他看到那种情况,觉得我可能快要死了,就赶紧打电话回香港,给嘉禾的大老板邹文怀。那时打电话不像现在这么方便,国际电话没办法一下子就打通,曾志伟第一次打过去,说明了情况,就等着香港那边回电话。邹文怀老板第一次把电话打回来,说正在联系那个瑞士脑科医生,然后就挂断了。电话第二次再打来的时候,说的是这个医生正在世界各地周游讲学,找不到人在哪里,电话又断了。
  这个时候,医院的医生就有点急了,问,你们到底还等什么?早上9点多送来,到现在已经是晚上了,一定要做个决定了,不然伤者很危险。有人建议包机飞到法国做手术,医生说伤者现在的情况没办法承受机内压力,出血会更快。大家僵在那里,没人能拿这个主意,害怕一旦上了手术台,我没办法活着出来。那部戏的武术指导叫冯克安,他打开门进来跟我说,大哥你撞到了脑袋的骨头,需要开刀,先把骨头取出来,再放一个什么东西进去,几年之后再把那个东西取出来……这些话如果是用平淡的语气讲也没有什么,可冯克安当时是一路讲一路哭,呜呜哇哇的,那时他是成家班的主力,响当当的硬汉啊,看他哭得那么可怜,我就知道情况严重了。
  最后,医生进来征求我本人的意见。我记得当时他说了一大堆话,大部分我也听不太懂,只能听懂operation,等他说完,我只说了两句话,现在我能相信谁?我只能相信你。好,我做手术。
  接下来就是剪衣服,推进手术室,时间应该是晚上8点多。当时迷迷糊糊地看着房顶上的灯,那时才知道原来手术室里面的灯泡有9个。后来就感觉有个老头子在问我,你觉得怎么样?我觉得声音越飘越远,他对我说,你好好睡一觉。我就没有知觉了。手术做了多久也不知道。
  第一次醒了之后,听到床头有铃声,睁眼,好像有4个护士的头在看着我,我想要起来,她们就把我的头往下按,我又睡着了。再醒来的时候,耳边响的是口哨声。那是谭咏麟在旁边吹口哨,吹的是他那首《朋友》。
  我睁眼,看到大家隔着两层玻璃在跟我招手。我知道自己没死,就又睡了过去。第三次醒来的时候,已经换了病房。谭咏麟和曾志伟在旁边,看我清醒了,他们跟我说:王八蛋,你知道你的运气有多好吗?给你做手术的,就是那个瑞士医生!他刚好就在南斯拉夫讲学,是他帮你做的手术!
  不知道在我决定进入手术室的那段时间里,到底发生了什么,而那个医生又如何神奇地出现在我的手术室里,这一切就像是个奇迹。
  我彻底清醒过来没多久,就跟护士说饿,想吃东西。她们震惊了,说我们从来没见过你这样的人。你是近左耳头骨凹陷,碎骨内移,一般人经历了这么大的手术之后,都会有很严重的排异反应,要么就是吐,要么就是没食欲,哪有你这样一醒过来马上就要吃东西的?可我当时胃口还真的挺好的。他们给我拿来的食物,我很快就吃完了,也没有什么想吐的感觉。
  做了手术的7天之后,我就回到了剧组。当时大家想了一个办法出来,可以只拍我一半的脸,因为如果要等我的头发长出来,还需要4个月到半年时间,剧组里100多号人,是没办法等的。拍了几天,发现效果不好,大部队才一起撤退回香港。那部戏一停就是一年。
  我现在脑袋还有一个窝,是软的,没有骨头。耳朵到今天也还有后遗症,听高音会痛,低音听不清。这是当时那个手术留给我的纪念。
  自打这一次之后,我的干爸爸何冠昌,也是嘉禾公司的老板,就不批准我剪发了。不仅如此,他当时还立了一个规矩,说成龙不能演会死的人,剧本里如果我这个角色会死,那就不能接。其实我一直很想演西楚霸王项羽,也有很多人拍这个题材就会想到我,但是因为楚霸王会死,干爸爸就不准我接。干爸爸的这两个禁令,尽管我自己不迷信,但觉得还是听他的话吧。1997年,干爸爸去世了。在那之后,这两个禁令也逐渐被我打破,也是时候改变了吧。《新宿事件》《大兵小将》里面我的角色都死掉了。2012年,拍摄丁晟导演的《警察故事2013》,演一个公安特警,需要把头发剪短才符合角色形象,不然所有人都是短发就我一个长头发也很奇怪,于是就剪到了板寸的长度,这是在南斯拉夫开刀以后的第一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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